从旷野中走来

——拓跋鲜卑的融合之旅

发布者:徐晨光 来源:呼伦贝尔日报 浏览: 发布时间:2020-01-20 10:12:42

 从旷野中走来

扎赉诺尔鲜卑墓地外景

从旷野中走来

扎赉诺尔圈河鲜卑墓出土的三鹿纹金饰牌

从旷野中走来

嘎仙洞出土的陶罐

殷焕良

东汉末年,“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封建上层骄奢无度、生活腐败、道德堕落,社会动荡,几近分崩离析,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华夏文化发生断裂。此时,来自于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拓跋鲜卑人带着一股浩荡之气,凭借着旷野之力,跃马弯弓,一举荡涤了中原士族靡弱奢华、空谈心性、崇尚玄学之淫风,使中华文化骑上了草原的骏马,变的剽悍、豪放、粗犷、武勇,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1388.net_【官方首页】-1388彩集团拓跋鲜卑人也最终完成了其定鼎中原,称雄北方的伟业。

1980年,在鄂伦春自治旗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李敞祭祖时刊刻于石壁之上的祝文,雄辩地证明了这里就是《魏书》记载的拓跋鲜卑先祖的“石室”,大兴安岭即是鲜卑族的肇始圣地——“大鲜卑山”。

1388.net_【官方首页】-1388彩集团《魏书·序纪》载:拓跋鲜卑“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震北方,莫不率服。”鲜卑之先“积六十七世”,至拓跋氏远祖成帝毛时(约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至1世纪前期左右,相当西汉武帝时期),已“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1388.net_【官方首页】-1388彩集团他们“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此时,拓跋鲜卑依然住在嘎仙洞一带的大兴安岭密林深处,游猎、采集等攫取天然动植物是他们的主要生存方式。

毛下传五世(约公元1世纪),“宣皇帝讳推寅立。1388.net_【官方首页】-1388彩集团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此时正值东汉初年,北匈奴西迁,南匈奴保塞,给了拓跋鲜卑人乘隙南迁至“大泽”的绝佳时期。大泽即今呼伦池,周围是水草肥美的呼伦贝尔草原,考古工作者在呼伦湖周边已经发现了多处拓跋鲜卑人的墓地,出土了大量文物,以弓矢、马具、动物纹饰牌和桦树皮器等为最丰富,反映出此时拓跋鲜卑人的游牧人特征,拓跋鲜卑人脱离了森林中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完成了由森林狩猎民族向草原游牧民族的华丽转身,开始了与草原上的匈奴人、丁零人等错居杂处,与中原汉族文化也有了实质性接触,墓中出土的双耳铜釜和各种动物纹牌饰等具有明显匈奴风格,而出土的规矩镜、“如意”纹织锦和木胎漆奁均为中原输入品,体质人类学也表明,其部分人骨特征与匈奴较为接近,表明此时的拓跋鲜卑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融合之旅。物质文化上的交融,使鲜卑人再也不是徒步追踪野兽的猎人了,而是成为倏忽百里驰骋于广阔天地的马上铁骑。正如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一文中写到“呼伦贝尔草原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且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而西,征服内蒙中部和西部诸部落或最广大的世界,展开他们的历史性的活动。鲜卑人如此,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也是如此。” 呼伦贝尔草原使他们有了走向更广阔天地的资本。

传七世至献皇帝讳邻立。至公元2世纪,邻以位授其子,是为圣武皇帝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匈奴故地”即今天的河套大青山一带,这是拓跋鲜卑的第二次南迁。此时正值檀石槐(公元137-181年)部落大联盟强盛时期,献帝邻即是此联盟中的西部大人。拓跋鲜卑在同草原其他民族博弈、融合过程中实现了部落联盟的崛起,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变革。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罢省五原、云中、定襄等郡,给拓跋鲜卑向南向西扩充提供了可能,使得拓跋鲜卑顺利进入“匈奴故地”,考古学者在今天乌兰察布草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踪迹,从出土文物看,其特征与呼伦贝尔草原出土文物大都相似或相同,但是从陶器中出土的谷物(预示着农业的出现和农业经济因素的增长)、铜铃上的汉字、陶器上刻画出类似汉字的符号以及剪轮五铢钱的出土,都表明了汉族影响在日益加深。

至诘汾之子力微,据《魏书》载:力微神元元年,岁在庚子。此一年为公元220年,是年,拓跋鲜卑有了可考的确切纪年。力微用武力征服了周边诸部,夺取了部落联盟酋长的职位,控弦之士达到二十余万。被拓跋珪尊称为“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三十九年(258年),迁居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举行祭天大礼,拓跋氏由部落酋长变为世袭王权,具备了国家的雏形,实现了早期国家的形态,拉开了拓跋鲜卑统一中国北方的序幕。

386年(东晋太元十一年),拓跋珪在牛川(呼和浩特市东南)召开部落大会,并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改称魏王,建元登国。398年(天兴元年),正式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或后魏,迁都平城(即大同),改元天兴,即皇帝位,是为魏道武帝。公元494年,拓跋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完成了拓跋鲜卑的第三次南迁。在洛阳,孝文帝实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汉化措施,禁鲜卑语,说汉语;放弃鲜卑民族的传统服饰,改穿汉服;改鲜卑部落名号为汉语姓;主张鲜卑族和汉族通婚等等,诸多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也逐渐传入中原,被汉人所接受,这是一个文化互动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也是一个为中华民族注入新鲜血液的时代。代表北魏文化巅峰之作当属在此次南迁之路上留下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从何处走向大唐》一文中所写:“主持石窟建造的鲜卑族统治者不仅在这里展现了雄伟的旷野之美,而且还爽朗地在石窟中引进了更多、更远的别处文明。”因而把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看作是通向大唐之路的象征。而拓跋氏建造的石窟又何止于此呢,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如果没有北魏的经营建造,就很难想像隋唐时那宏伟的规模和辉煌的成就,还有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榆林石窟等等不胜枚举,皆有元魏开凿之痕迹。

这个来自大兴安岭深处的民族经过三次南迁,最终完成了“鲤鱼跃龙门”的最后一跃,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 拓跋鲜卑的南迁,不仅仅是形成了中国北方大一统的局面,而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仅是血液上的,更是文化上的、精神上的,正是这种融合,打通了走向盛唐的历史大门。“一个石室两座石窟,这是一条全由坚石砌成的大道,坦然于长天大地之间”(余秋雨《从何处走向大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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